1966年8月，何洁拎着一兜烟蒂和一块旧海绵，坐了四趟汽车、走了十三里田埂，去看那个被发配到县城厢镇的“右派”诗人。屋里只有一张吱呀作响的竹床，流沙河接过烟蒂的时候手在抖，烟灰掉在床单上烫出一个小洞——那个洞后来一直在，像一段无法缝补的日子。
县城的人都说她傻：川剧团的台柱子，偏偏往“黑五类”堆里扎。可何洁不吭声，白天在帆布社缝麻袋，晚上就着煤油灯剪尿布，剪完把边角料攒起来，泡进谷草尿水里沤肥，第二天卖给公社，换回半斤菜油。她把油倒进锅里，先给流沙河煎两个鸡蛋，再给自己舀一勺清水煮白菜。鸡蛋的香味飘出去，邻居探头看了一眼，咂咂嘴又缩回去——在那个年代，香味本身就是罪过。
三年后，火把剧团悄悄成立。没有正式批文，没有演出证，只有十几口破箱子、一面包浆的戏服，还有何洁自己用毛笔写的“列宁在十月”川剧折子戏。黄龙溪的码头边，锣鼓一响，看戏的人把河堤堵得水泄不通。谁也没见过“列宁”甩水袖、谁也没听过“克鲁斯卡娅”唱高腔，可偏偏唱到“生离死别啊，革命夫妻不好当”时，台下一片抽泣。何洁站在侧幕，把眼泪憋回去——她想起故园那两个鸡蛋，想起竹床上那个再也补不起来的洞。
1978年，平反通知像一封迟到的情书，两口子搬进省文联的“黑房子”——墙皮剥落、窗户朝北，稿纸一铺开就发霉。流沙河写诗，何洁写小说，谁写累了就去走廊尽头的水龙头冲把脸，回来继续写。1984年，《流沙河诗集》出版那天，书店的队伍排到街口；同一天，何洁把辞职信拍在领导桌上，转身去了普照寺。寺里的老鼠比和尚多，她就在佛前点一盏煤油灯，灯芯捻得极细，像要把前半生的火光都省下来。
普照寺三年，她募捐修了进山公路，也在木鱼声里写完《山里山外》。有人问她图什么，她笑：“图个说话的地方。”后来，她把这句话刻进了青峰书院的照壁——“一切非我所有，放下就走”。书院建在悬崖边，屋脊像一条微微前倾的龙椅，风一吹，瓦片就唱。最老那棵银杏本来枯死多年，她扛来一袋袋沤好的“谷草尿水”，春天一来，枝头爆出绿芽，像憋了太久的一声叹息。
2002年以后，游客偶尔会在六角亭碰见何洁财富配资，她泡茶，茶是山里的野菊花，一朵就能泡开整个秋天。有人问她后不后悔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奔赴，她抬眼看远处云海：“后悔什么？没那几年，我哪懂‘放下’两个字怎么写。”亭外银杏叶子落了一地，踩上去沙沙响，像无数细小的回答。 如今流沙河已离世，他的《十爱》仍在课本里；何洁的青峰书院成了小众打卡点，门口不卖门票，只写一行小字——“你来，或者不來，青山都在這裡”。两个天才，一个屋檐终究没装下，却把最好的部分留给了更辽阔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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